1354年前的唐高宗李治显庆三年（658年），在唐太宗李世民的狂热书法主张的背景之下，书法被扶上“国学”科目的宝座，继之成为科举的重要科目，天下文士为之疯狂，促使明清“馆阁体”的盛行。
    908年前的宋徽宗崇宁三年(1104),宋四家米芾被召为书学博士，擢为礼部员外郎，文人书家大受推崇，书法成为文人修养的象征。从那以后，书法深入中国文化精神的骨髓，书法成为中国人的脸面。
    由此，对古人来说，表面上以实用为根基的书法是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，而深层次来说书法负载着中国文化艺术的核心精神。苏轼说：“诗至杜子美，文至韩退之，书至颜真卿，画至吴道子，而尽天下之变，天下之能事毕矣。” 康有为也看到了书法所容纳的中国人文精神，他说：“书虽小技，其精者亦通于道焉。”无怪乎，季羡林先生将书法、京剧和《周易》称为中华之国粹。

书法，为什么淡出大众的生活？        

如果从传播的实用性角度来解读书法，书法甘拜下风，以手札为例。手札尺牍作为古典书法重要传播方式，与题壁传播、碑石传播、帖学传播一样，以相对稳定的自然存在物作为媒介，展开传播活动。这些自然存在物即书法传播的载体。网络的普及，使现代信息交流的方式、意义已经发生深刻的变化。传统纸质手札演进为现代网络的电子手札，诸如Email、微博、短信等。现代电子手札传播的共时性、互动性，超文本、超链接、多媒体、交互性等传播特性，传播速度的快捷、内容的丰富与手段的多样，已为传统纸质手札的传播形态瞠目结舌。 

然而一枚硬币总有它的反面，电子传播的便捷化使现代手札的文化承载性荡然无存，电子的瞬息化与虚拟化打碎了手札的实物传播形态，传播内容瞬间即逝。于是，我们发现了传统手札的核心人文与传播价值所在，所谓“一日手札、千年传播”，传统手札是文人生活状态的真实记录，是文人瞬间的心迹凝固与长久的文化承载。“尺牍书疏，千里面目”，传统手札作为人际间不拘异时异地，传情达意，进行社会交往的主要方式，使人在千里之外，仍然能够相知相识如同面语。传统手札的历时性与墨迹化，让人充满着温馨的期盼，其中蕴藏着人间的亲情、友情与爱情，正因为有着焦急的等待，才显得尤为珍贵。Email、微博、短信等电子手札的兴起，使得传统手札在大众形态的日渐远去，代表着一种文化的“失忆”。
    如果说，生“家书”的失落蕴含着道德伦理的淡化，那么网络快餐文化与海量信息交流折射出当代文化的浮躁与荒芜。文化艺术形态、道德伦理形态往往与社会传播形态是紧密连结在一起的。从这一角度来看，弘扬书法有着宏大的历史性意义，用书法来寻找失落的亲情、失落的心灵、失落的文化、失落的记忆、失落的真实甚而是失落的时代。

西汉文学家扬雄说：“书，心画也。” 唐苏过庭《书谱》说“人书俱老”，宋代大文豪苏东坡言“书如其人”，都提出了书法之于人的本质意义：书法是心灵的寄托与精神承载。在物欲横流、功利浮躁、信息加速与日益加快的生活节奏中，现实中人们往往容易迷失自我，物质日益发展与精神日益荒芜，在这样的环境之下，恰恰需要静下来，为心灵寻找一个港湾，对于现代人来说，书法艺术是好不过的一种精神载体了，这与书法艺术自身的一些特质或者说功能有关，这些特质又恰恰指向不同的受众群体。

书法艺术有一股“静”的力量

有学者将书法艺术称之为“无声之乐”、“静态之舞”。因为静，使书法艺术具备了多种心理治疗的功能。在医学界，针对特殊需求学生之书法治疗处理方案研究显示：过动儿童、情绪困扰儿童与听障儿童通过书法治疗均有相当的疗效。同时，研究表明，练习书法，有助于培养儿童的专注力。对于老年人而言，书法也是好的健身项目。所谓“志有所专，即是养生之道”。纵观中国书法史，书家普遍高寿，诸如智永习书百岁而寿乡，欧阳询享年85岁，柳公权88岁，文征明99岁尚习小楷，梁书同93岁，近现代书法家中齐白石97岁、林散之90岁，陈叔亮91岁、沙孟海93岁，费新我90岁，启功94岁等等，为典型的是上海书法老人苏局仙年过百岁仍临池不辍，其养生之道，他自言：“唯书画而已。”105岁时无疾而终。从生理学的角度分析，练习书法，必须端坐凝视，专心所志，是心、眼、臂、肘、腕、指共同配合的微量运动，所以能怡情养性，健体益寿。黄匡《瓦瓯北医话》说：“学书用于养心愈疾，君子乐之。”何乔《心术篇》说：“书者，抒也，散也，抒脑中气，散心中郁也。”

书法是认识自我好的镜子

汉扬雄《法言·问神卷第五》说：“言，心声也；书，心画也。声画形，君子小人见矣。” 三国钟繇也说：“笔迹者，界也；流美者，人也。” 书法艺术是人们审美情感的一种流露。书法因为线条的抽象性，与人的心灵近。人自古就有一种书写与涂鸦的冲动，面对洁白的宣纸与墙面就有一种书写的冲动，这种冲动是对长期的理性与现实的瞬间，在情感的驱使下，解衣盘礴，喜怒哀乐一泻而出。纵观书法史，经典之作也是人类情感的表征：《兰亭序》是中和，《祭侄稿》是悲愤，《金刚经》是宁静，《天发神谶》是刚怒，《石门颂》是苍茫。提起毛笔，饱蘸浓墨，尽情书写，渲泄之后就是宁静，现代人，在猛烈的浮躁与快节奏的生活之下，恰恰又缺少渲泄的途径，容易产生诸多心理问题，因而对当代社会而言，书法艺术的普及与振兴，是个人身心康健、家庭和睦进而促进社会和谐极为重要的途径。 

书法是促进社会和谐的力量

文化教育家蔡元培曾提出以美育代宗教说，认为美育更能促进社会进步与和谐：“鉴激刺感情之弊，而专尚陶养感情之术，则莫如舍宗教而易以纯粹之美育。纯粹之美育，所以陶养吾人之感情，使有高尚纯洁之习惯，而使人我之见、利己损人之思念，以渐消沮者也。盖以美为普遍性，决无人我差别之见能参入其中。”书法艺术因其抽象性、写意性、抒情性与自我性，更为纯粹地显现出美育陶养感情的特征。书法艺术区别于绘画的题材性与文学的政治倾向性，其个人化、内心化、普及化的艺术特征与信仰无涉、与政治无关。与其他艺术形态相比，书法艺术更具普及性，只要会写汉字就会写书法。书法本身是以汉字为表现对象、以毛笔为表现工具的一种线条造型艺术。正是因为以汉字为载体的书法，在古代本来就是一种全民书写，是普及性广的群众性艺术形态，上至帝王将相、文人学士，下至平民百姓、抄经写手，都曾为书法艺术增光添彩。在现代社会，物质生活日益丰富，文化精神却日显苍白，因而更需要书斋文化，更需要书法艺术。

 1948年7月23日，85岁的黄宾虹先生以应聘杭州国立艺专从北京返回南方，途经上海，在孙雪泥的邀请之下举行演讲会， 孙雪泥以为黄宾虹年事已高且归途劳顿，请黄宾虹不必费心艺术指导，谈谈养生之经验，而黄宾虹起立开讲了一个半小时，其主旨就是“艺术是高的养生法，不但足以养中华民族，且能养成全人类的福祉寿考也！” 黄宾虹先生提倡的“艺术养生法”，不是指向个人，而具有立足于中华民族与人类社会的高度，与蔡元培提倡的“以美育代宗教”有着异曲同工的理论前瞻性。毫无疑问，在当下，提倡“书法养生法”、“全民书写”有着更为现实的意义！

所以说，现代中国，不仅是书法家、书法教育家、理论家和书法学习、爱好者需要书法，现代人都需要书法。